当前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呼声很高，但我们也要意识到积极财政面临的约束越来越多。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看待未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第一、总量和结构并重，且更强调结构

　　现阶段经济增速的下行，政策作为的空间小，边际效应更低，单靠激发内需根本没法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2008年以后，全社会杠杆率水平大幅度上升，随着人口结构逐渐老龄化，“还债期”已经降临。当前环境下，包括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供需矛盾。这就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总量扩张是一方面，更加聚焦分层次分领域的结构，可能是财政政策更加务实的选择。

　　2017年是财政政策表述发生变化的关键时点，提出了“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这个“有效”的提法，至少暗含着对前期积极财政政策的反思，特别是在财政政策传统发力的部分领域、门类、地区，存在“无效”的部分。另外，或许也暗含着，未来财政政策的重点更加注重提高效益。

　　与之相延续的是，2018年，财政政策的表述，进一步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要聚力增效”，都表明财政政策在“积极”的大方向下，发力的重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再下一层，财政政策的具体内容，也体现出政策支持重点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的意图，比如在2015年之前，财政政策的发力点更加侧重“扩大需求”、“保持一定的政策刺激力度”、“保持一定的政府投资规模”，而在2016年之后，发力点则体现出了“减税降费”、“优化供给结构”等提法。

　　第二、从经济性政策转向综合性政策

　　不是仅仅聚焦在经济领域上

　　如果把全国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别，大致划分为经济发展支出和社会事业支出。在2015年之前，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支出的增速，要始终高于社会事业相关支出的增速，依托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极为明显。但从2015年开始，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转向，经济发展支出的增速出现了回落，并逐步低于社会事业相关支出的增速。预计未来这一趋势会延续，即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会增加。

　　第三、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

　　短期来看，为了防止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需要财政政策发力，财政政策很难完全脱离“稳增长”的要求。尤其是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六个稳”，尽管没有明确的“稳增长”，不等于忽视稳增长，实质上是把“稳增长”进一步拆细，“稳外贸”，“稳投资”，实质上就是“稳增长”。

　　但财政政策放松的空间也会受到防风险的限制，尤其是地方隐性负债这块，这就决定了基建投资增速回升的趋势虽然确定，但是力度上可能在10%附近，很难回升到过去的高增长状态。

　　从执行层面看，我们判断政府加杠杆仍将是2019年财政的主线。减税降费，专项债额度大概率上调，地方隐性负债存在进一步显性化可能，均是政府加杠杆的主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