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和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风险与不确定性，企业管理者面对的是一个千变万化的技术、市场和社会环境。但是作为指导创新与风险管理的基本经济理论并没有改变。这些理论对于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进行风险管理和创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实践创新也可以丰富我们对理论的认识。

例如，许多人不理解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扩张与收缩，也不明白海尔集团为什么要打破自上而下的传统组织架构而尝试充分赋能和授权的平台组织形式。其实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完全可以预见和解释这些变化。科斯的理论解决了“企业的边界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他指出，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的对比决定了一个企业的边界。当企业内部边际交易成本下降时，企业的边界就扩大，就应该进行扩张收购。外部边际交易成本越低，企业的边界就越小，而且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分工就应更加模糊。

在原董事长兼 CEO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执掌GE时，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较高，GE采用各种管理工具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由此GE的边界也不断扩张，并购了不同的业务，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实业与金融帝国。但是在过去十几年，GE的内部交易成本很难再继续下降了，而外部交易成本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幅度下降，所以，杰克·韦尔奇的继任者杰夫·伊梅尔特（Jeffrey R. Immelt）又花了16年时间，将GE的业务逐项进行剥离出售，缩小企业的边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为GE和海尔的这种企业边界变化提供了理论参考。

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冲突是另外一个例子。许多人看不清楚双方谈判的起起伏伏，对中美贸易谈判前景的判断也在乐观和悲观之间大幅度摇摆。自贸易摩擦爆发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不减反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一个简单的储蓄投资恒等式就可以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一个国家的投资必须等于民间储蓄、政府储蓄以及国外储蓄之和，而国外储蓄是以贸易逆差的方式体现出来。过去几十年美国人的储蓄率一直很低，特朗普上台后也没有上升；政府储蓄也为负，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在逐年扩大，预计今年将达到9000亿美元；所以美国政府要想扩大国内投资只得依靠海外储蓄，也就是扩大贸易逆差。

从这个理论出发，中美之间的协商取得实质性进展是可以预见的，因为美国经济和基础设施有扩大投资的需求，能为美国提供大量国外储蓄的国家只有中国，而且美国半数以上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短期之内都很难找到替代的来源。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面对风险时，经济理论可为决策者提供有力的支持，帮助决策者更好地进行风险的预判和管理，这就是理论的威力。